权利/利益的这种抽象分量可能来源于某种社会共识的价值标准，也有可能来自权利/利益法源的法律位阶。
由于总统对行政监督活动的透明化，总统化的行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对官僚制的公开化。因为担任官职意味着一种能力上的高人一等，具有最适合执行任务的品质。
由于宪法并未规定联邦政府是否有权吸收新领土、是否有义务在新领土上建立州及其条件和程序等问题，国会于是通过创设相应的组织法以使联邦政府的领土兼并获得国内法上的法律依据。但欧洲大陆盛行的领主裁判制度在十三世纪就在英国基本上衰落了。[20] 这种滥用执行特权导致政治腐败（corruption）进而颠覆英国宪法的认识，导致了美国独立革命中充斥着对英王及其执行权的反抗情绪。由于国会无权执法，随之需要创设执行该作用法的特定行政机构。[70]然而，就在这一案情基本类似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彻底推翻了1926年的见解：国会的立法可以合宪地将总统的免职权限制于法律列举的有限事项之中。
该法在众议院通过时，原规定由一个总统控制的行政机构负责处理这些补偿申请，同时设置一个委员会调查和报告其他类型的战争补偿申请。但本法中，如果 Amtrak与联邦铁路局就铁路客运服务质量衡量标准达不成一致意见，就允许Amtrak申请有拘束力的裁决，导致相关标准可以在没有政府一方代表同意即可生效的可能。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宪法学的专业槽功能得到强化，使得宪法学在社会变革中保持着学术的主体性，理论命题的研究更加面向社会实践，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难点与焦点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依据与分析工具。
杜强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三）宪法历史与宪法中国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既保持本土宪法文化的自主性，又保持宪法文化的开放性，就成为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现实课题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宪法学并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化，主要围绕以秩序为本位的制度[5]建设，学术的积累体现在宪法学总论与教材建设。[42]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30年来，中国宪法学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推进法治与法学研究以及宪法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斯·凯尔森与东亚法文明国际研讨会讨论了：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凯尔森的国家观与民主理论、凯尔森的宪法诉讼观等问题。陈国栋：《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以高等教育领域为论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另外，在宪法学的经验性与规范性的关系上，学术界改变了过于依赖经验性的思考方式，积极寻求合理的平衡。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上述部分数据之间在外延界定与逻辑划分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统计数和比例值都是一个粗略计算。[3]从1982年到1999年，共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专著226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宪法解释学将成为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
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领域。近十年来，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理论化、专题化。
因此，将中国宪法历史的研究置于宪法文化与民族文化建设的框架内予以考查，以充分彰显其自身所隐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力求从宪法学发展进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为宪法学中国化寻求理论资源，以实现宪法学中国化的学术使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研究注意在兼顾国际性的同时更加注重本土性，在紧跟时代性的同时更加重视历史性，体现了较好的中国意识和历史观念。
第四，宪法学研究要继续面向中国实践，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基本使命。程雪阳：《八二宪法与中国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文化纵横》2013年第2期。[44]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1982年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积极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国宪法制度，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宪法体系之中，寻求宪政的共性与个性。基本权利的体系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的历史传统，[24]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11]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宪法学与财税法学的对话主要集中于近几年学界所召开的几次研讨会上，如：公共财政与宪法建设——宪法学与财税法学的对话研讨会，全国预算法治研讨会，公共财政与宪政建设全国学术研讨会等。
[15]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义、宪法实证主义、政治宪法学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在宪法学的本土性、实践性与学术性等问题上，学术界坚持学术理念，强调中国意识与问题意识，面向中国的宪法问题，努力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话语。
[28]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如对于国家权力与组织的规范和完善、[37]对于宪法监督与实施路径的探索、[38]对于城市与集体土地问题的关注、[39]对于资源所有权模式的反思、[40]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的宪法学分析、死刑制度的宪政基础等。
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宪法规范和制度的良性互动，积极建构符合国情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25]2000年之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另一方面也是对于30年前思考的理论命题的重新审视。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具体命题，强调建立基于中国实践的宪法学理论。
（一）回归宪法学的人文精神 宪法学本质上是人学，即宪法学价值之源是人本身，从人出发，回到人的立场。从宪政发展的经验看，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通过宪法修改才能弥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缝隙，宪法解释是完善宪法的重要途径之一。
刘志刚：《基本权利与私法权利的界限》，《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七、挑战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与宪法学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凝聚了老中青宪法学者付出的艰辛的学术努力与贡献。
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中，宪法实施、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将成为法治国家建设中首先解决的重大课题。郑贤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辨》，《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
基本权利领域，论文共计28601篇，约占总数26.8%。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有的学者发表的宪法学论文，没有收录到该数据库，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17]参见郑贤君：《刑事法律司法解释的宪法规制》，载黄京平、韩大元主编：《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六、保持宪法学的开放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源流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坚持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总体来看，对于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已经由阐释、明晰基本范畴之概念、内涵、方法的较初级阶段，过渡到了进一步探究中国语境、历史维度、时代视域下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并预测与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新阶段。同时，经由基本范畴和方法的讨论，学界也向社会传递着宪法学的学术力量，学术的理性思考。
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自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颁布宪法后，宪法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